中国锂电回收“抢滩”欧洲

2025年9月17日，一则公告在全球电池行业内引发高度关注。

中国回收巨头格林美宣布，与美国技术创新企业Ascend Elements（AE）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联手开拓欧洲动力锂电池回收市场。

这并非一次常规的海外业务拓展。在一个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时代，这起中美企业的深度结盟显得尤为突出，它不仅是一个商业决策，更是对一个正由法规强力重塑的未来市场的精准回应。

进入欧洲为何重要？

要理解这盘棋的精妙之处，必须先看懂其背后的棋盘——由欧盟亲手绘制的、极具雄心的电池循环经济蓝图。

这份蓝图的核心是于2023年8月生效、并将从2024年2月起逐步强制执行的新《电池法》。

该法规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指标，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竞争力的高价值市场。

该法规的威力在于其环环相扣的细节。

首先，它设定了激进的电池回收目标，要求到2030年便携式电池的回收率达到73%，到2031年轻型交通工具电池回收率达到61%，而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则被赋予了事实上的100%回收责任。

其次，它对材料回收效率划定了明确底线，要求到2027年12月31日，钴、镍、铜的回收率不低于90%，锂的回收率不低于50%；这些目标将在2031年12月31日进一步提高至95%（钴、镍、铜）和极具挑战性的80%（锂）。

最具颠覆性的是强制性的再生材料含量要求。从2028年8月18日起，新投放市场的电动汽车电池必须含有最低16%的再生钴、6%的再生锂和6%的再生镍。这些门槛将在2036年大幅提升。

这一条款史无前例地从法律层面创造了对高品质再生材料的巨大而稳定的需求。

最后，从2027年2月起，容量大于2千瓦时的电池必须配备“数字电池护照”，记录其从材料来源到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信息。

欧盟激进的法规背后，是深刻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焦虑。欧洲目前仅生产其所需电池关键原材料的1%，面临巨大的资源缺口，预计到2030年，仅锂的需求就将达到每年55万吨。

这种对外部供应，尤其是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战略脆弱点。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欧盟制定了宏大的电池产业自给自足目标，计划到2030年实现89-90%的自主供应。

《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作为配套政策，明确要求到2030年，欧盟战略原材料年消费量的至少15%必须来自回收。

然而，现实挑战严峻。受此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产业补贴吸引，欧洲在全球锂电池投资中的份额从2021年的41%骤降至2022年的仅2%。也使得通过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如回收）建立竞争优势变得更为紧迫。

在此背景下，欧洲的战略逻辑变得清晰：既然在本土进行初级采矿面临政治阻力大、审批周期长、资源禀赋有限等多重障碍，那么最可行、最迅速实现资源安全的路径，就是将已经流入欧洲市场的海量产品中蕴含的关键矿物视为一座巨大的“城市矿山”。

因此在过去几年，电池回收在欧洲的语境下，已从一个单纯的废物管理问题，升格为保障其工业未来的核心资源战略。欧盟的法规正是为了构建并保护这个“本土矿业”的法律和经济框架，将环境责任转化为战略资源供应的解决方案。

上述系列“组合拳”，实质上强制要求高附加值的回收和材料再制造环节必须在欧洲本土完成，这为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这恰恰是格林美-AE联盟所瞄准的靶心。这次合作是一次典型的“技术换规模，规模换市场”的战略绑定。

作为中国回收行业的领军者，格林美拥有无可比拟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和成本控制经验。但要敲开欧洲的大门，它需要一个关键的“通行证”——一个在可持续性指标上完全符合甚至超越欧盟标准的技术伙伴。

而总部位于美国的Ascend Elements恰好拥有这张“通行证”。其引以为傲的Hydro-to-Cathode®专利技术，是一种颠覆性的直接前驱体合成工艺。

它并非将黑粉中的金属一一提取再混合，而是直接“去除杂质”，在溶液中直接共沉淀生成正极前驱体。

这项技术的优势具体而明确：AE公司宣称其成本可降低高达50%，一项独立的生命周期评估证实其碳排放比传统工艺低49%，且有潜力实现近90%的减排。

更为关键的是，它实现了从“回收”到“升级回收”的跨越，研究表明其再生材料制造的电池，循环寿命可延长50%以上，功率性能提升88%。

对于AE而言，这项技术要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和执行风险。

格林美的加入，则为其提供了将技术转化为巨大产能的工业引擎与资本支持。正如AE首席执行官所言，与格林美的合作，凭借其“大规模生产的专业知识，降低了我们在欧洲雄心勃勃的战略风险”。

合作备忘录中另一个极具战略远见的细节，是双方将探索的“欧洲-印尼-欧洲”跨国循环模式。

格林美已在印尼布局了目标年产15万金属吨的镍资源基地。这一布局为联盟提供了应对欧洲市场短期内回收原料不足的战略性对冲。

Wood Mackenzie普遍认为，原料短缺将是欧洲回收企业未来5-10年的最大挑战。

在欧洲电动汽车大规模报废潮到来之前，联盟可以利用印尼的低成本原生材料，与欧洲回收的材料进行混合，既能满足主机厂对材料数量的需求，又能精准达到欧盟的再生材料最低比例。

这种“城市矿山+原生矿山”的双重资源保障，赋予了联盟超越纯本土竞争对手的供应链韧性。

格林美-AE联盟以“敏捷技术联盟”的姿态，切入了专业技术商（如计划扩产至15万吨的Umicore）和生态系统主导者（宁德时代等电池厂）构成的欧洲战场。

其成败将取决于技术在工业化规模上的执行能力、能否锁定欧洲宝贵的电池废料资源，以及如何在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中维持其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此案例不仅标志着全球电池回收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合纵连横阶段，也预示着未来的竞争将是技术、规模、供应链和法规应对能力的全面较量。

锂电回收协同出海已成趋势

一场围绕废旧电池的全球资源争夺战已经打响，而主战场已悄然转向欧洲。2024年以来，一股强劲的回收出海浪潮从中国涌现。

华友钴业、中伟股份、宁德时代等一批中国电池回收产业链的领军企业，密集宣布了在欧洲的投资与合作计划。

这并非孤立的商业决策，而是一次由欧洲市场空前的法规引力、中国国内成熟的产业推力以及复杂地缘政治格局共同催生的战略总动员。

这股出海潮的背后，是三股力量的交织。

首先，欧盟新《电池法》以其强制性的再生材料含量要求，实质上在欧洲大陆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高度本地化的再生材料市场。

其次，中国的退役动力电池据预测将在2025年达到104万吨，2030年更将激增至350万吨，巨大的本土市场锤炼出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最后是地缘政治的“转向力”，自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来提出并不断得到推行的严格的“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规定，为中国企业进入北美设置了高墙，使欧洲成为出海的首选战略要地。

面对欧洲市场划定的新赛道，中国企业根据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不同定位，采取了差异化的战略路径，一幅清晰的产业图景正在展开。

作为上游材料巨头，华友钴业正致力于打造全球闭环。其在欧洲的策略是广结联盟，与德国初创公司Tozero合作处理废料，与法国环境巨头苏伊士共同探索电池处理机会，并利用香港GEM Sky在欧洲现有的31个回收服务中心进行前端收集。

与此同时，公司斥资15亿欧元在匈牙利建设大型正极材料工厂，意图将回收的再生材料直接用于自身下游生产，完成垂直整合。

作为全球领先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回收布局是其核心制造业务的必然延伸。通过其子公司邦普循环，宁德时代正积极考虑在其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超级工厂附近设立回收设施。

此举主要目的在于处理自身工厂产生的生产废料，并为宝马、奔驰等核心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对于中伟股份这类全球领先的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商而言，出海的核心诉求是保障原料供应。公司通过与德国revomet公司（CRONIMET集团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收购了后者位于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工厂25%的股份。

该工厂年处理能力为2.8万吨，将回收的镍、钴、锂等金属直接锁定为中伟股份上游原料的稳定来源。

其他电池制造商的逻辑也一脉相承。亿纬锂能在匈牙利为宝马配套建厂，国轩高科则与斯洛伐克企业InoBat成立合资公司，在德国与斯洛伐克建厂，其回收业务的布局都将是其制造投资的必然延伸。

中国企业的集体涌入，无疑将加剧欧洲市场的竞争，但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首先，欧洲超级工厂在建设初期产生的大量、高纯度的生产废料，将是2030年之前所有回收企业争夺的焦点，一场激烈的“原料争夺战”已不可避免。

其次，全球电动汽车市场正加速转向成本更低的磷酸铁锂电池，由于缺乏高价值的钴和镍，其回收的经济性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

最后，从操作自动化设备的技工到精通湿法冶金的化学工程师，欧洲正面临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

放眼未来，新的前沿正在浮现。到2033年，全球第二生命电池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90亿美元，而尚处于较低技术成熟度的“直接回收”技术则可能在未来颠覆现有格局。

当前在欧洲上演的这场产能竞赛，不仅关乎企业的商业版图，更是一场构建未来全球绿色工业供应链的真实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