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6年1月1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对欧出口企业面临的义务已从单纯的“数据申报”实质性升级为“税款缴纳”，这标志着碳排放成本已深度嵌入产品的跨境定价体系。目前，CBAM覆盖范围聚焦于水泥、钢铁、铝、化肥、电力及氢六大高耗能行业。而根据2025年12月发布的24条正式征税期新规，欧盟进一步释放了扩围信号：计划自2028年起，将征收范围延伸至机械装备、汽车零部件、家电家具等约180种钢铝下游产品。与此同时，新规配套的数据溯源要求、默认值上调以及强制现场审核等硬性标准，意味着合规监管正从“纸面申报”转向“实质审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合规门槛。

尽管CBAM对中国出口构成合规挑战，中欧在低碳转型领域仍具备广阔的协同空间。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2025年，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已达64%。数据显示，同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约为美国的2倍以上），其中绿色电力贡献超过3万亿千瓦时。这意味着在现有电力供应体系中，平均每3千瓦时用电中约有1千瓦时来自绿色电力，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碳减排的显著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加快建设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种由能源结构转型驱动的绿色产能增长，不仅展现了中国在气候治理上的坚定决心，也在供给端与欧盟对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形成深度契合。

然而，当前欧盟CBAM在机制设计上仍存在不公。如中国商务部所指出的，欧盟在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认可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取得的实际成效，对中国产品的碳排放强度设置了明显偏高的基础默认值，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相关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面对这一局面，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CBAM的全面实施将对中国产业结构与经贸格局带来何种深远影响？中国又应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应对体系，从而将领先的“绿色电力”优势切实转化为应对欧盟碳定价机制的减排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欧盟CBAM对我国产业影响分析

短期内，CBAM主要冲击我国钢铝出口并显著抬高企业合规成本。CBAM当前所覆盖的六大高碳行业中，对我国影响最直接的主要是钢铁和铝制品行业。2024年，我国出口至欧盟的钢、铝、水泥及其制品贸易额约328.6亿欧元，水泥与化肥合计约4亿美元，虽然占我国对欧贸易总额比例尚不高，但其带来的合规压力已不容忽视。

由于欧盟牢牢掌握规则制定与数据认可的话语权，我国企业面临较高的碳减排核算与认证成本。目前，国内碳排放高端服务业人才及相关机构仍相对缺乏，若选择欧盟认可的机构进行认证，将直接增加出口成本；如果企业因数据无法对接而无法提供可靠碳排放报告，则必须接受默认值中所包含的惩罚性溢价。此外，中欧碳价差距显著，预计2025年欧盟碳均价在60～85欧元/吨之间，而我国碳价仅为62.36元/吨左右。即便欧盟在CBAM中允许一定程度的碳价抵扣，我国企业可获得的抵扣额度也极为有限。

中长期看，CBAM全面实施和扩围将引发全产业链的碳排放竞争压力。从产业现状看，我国作为钢铁、铝、水泥及氢能等基础工业品的全球第一大生产国，在国际碳定价机制下正面临显著的减排与履约压力。具体而言，我国钢铁与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已分别占全球同行业总量的60%和50%以上，且这类高耗能产业的能源供给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尤其突出的是，即便在电气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铝、钢生产环节，企业自备电厂的占比也分别高达70%和60%，且基本以火力发电为主，导致其碳排放强度长期处于高位。这样的产业结构，不仅在欧盟现行规则下处于竞争劣势，随着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相继探索类似的碳定价机制，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还可能引发“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的连锁调整，严重削弱国际市场对我国相关产品的采购意愿。

更深远的挑战在于，CBAM未来可能向钢铝下游产品链条延伸，覆盖机械设备、汽车、家电等大量使用钢铝材料的180类产品，这将使我国多个出口优势产业被纳入征收范围。与此同时，欧盟正通过《循环经济法案》等配套政策，着力提升本土再生金属利用率、降低碳足迹。而我国在电动汽车、风机、储能电池等绿色产品消费端所带来的减排贡献，尚未在CBAM框架下获得客观承认。若不通过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绿色竞争力来积极应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将面临实质性威胁。

基础能源结构的差异是我国产品碳排放强度高于欧盟的核心症结。从能源消费结构的深层次分析来看，中欧之间天然的能源禀赋差异使得我国产品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框架下处于被动地位。欧盟已进入以油气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的能源时代，其中油气合计占比约58%，可再生能源占比18%，而煤炭占比仅约13%。相比之下，2024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仍高达53.2%，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仅为19.7%。由于煤炭的碳排放因子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导致我国制造业整体碳排放水平高于欧盟。

当前，尽管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超过煤电，但在能源体系中的实际渗透深度仍受电气化水平制约。2025年，我国风光发电合计贡献约26%的发电量，但在面临15亿千瓦时以上的季节性高峰负荷时，新能源由于出力不稳定且储能配套尚不完善，仍难以独立保障电力供应。在“紧平衡”的供需格局下，煤电与水电作为稳定可靠的能源形式，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保供托底职能。这种对传统能源的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在应对CBAM碳核算时，电力系统背后的隐含碳排放水平依然居高不下。

因此，如何突破当前能源结构的约束，将电力领域的低碳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应对CBAM的贸易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深层次课题。

我国应对CBAM的具体举措

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一种跨国碳定价机制，其背后既有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环境目标，也有巩固欧盟在碳定价领域领导地位的政治意图，同时包含维护欧盟绿色产业竞争力的经济考量。相比之下，中国在“双碳”目标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指引下，正深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尽管当前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仍较高，在向低碳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显著的隐含碳压力，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和技术迭代已展现出突出的后发优势。

本质上，CBAM更多是欧盟凭借其先发能源结构优势所设立的制度性壁垒，而非纯粹技术竞争力的体现。短期内，该机制确实会给我国产业带来成本上升和出口制约；但从长远看，CBAM 所形成的倒逼效应有望转化为我国能源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加快绿色电力替代、提升能效管理、布局绿氢与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等前沿技术，我国能够逐步抵消欧盟在能源结构上的现有优势，并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过程中重塑产业链的低碳竞争力。

第一，加快推进能源结构系统性转型是应对CBAM 的根本路径。短期内，应有序推动石油、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中长期则需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尽管从廉价煤炭转向价格较高的油气会在短期内推高生产成本、影响出口竞争力，但在当前国内部分行业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背景下，我国亟须推动竞争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低价资源与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和管理增效的价值提升。能源侧的绿色低碳转型是破局关键：无论是欧盟的 CBAM 还是其他碳定价机制，本质上都是对能源消耗碳排放的收费机制。若能从能源源头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我国产品将具备抵御各类跨国碳规制风险的内生韧性。为此，应重点布局绿氢等前沿能源技术，深化其在工业深度减排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推广“绿氢炼钢”等颠覆性工艺，推动高耗能行业从成本优势转向低碳竞争优势。

第二，系统提升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电气化水平，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转化为实际的产业低碳竞争力。针对工业特别是钢铁等行业化石燃料依赖度高、电气化进程缓慢的问题，需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加快将企业自备火电纳入统一电网调度，通过区域绿电替代降低高碳行业的电力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推动生产工艺从化石燃料向电能深度转型。鉴于欧盟已对“特定出口生产线”等局部减排模式采取监管反制，我国企业必须推进全流程绿色电气化改造。可依托国家电网“十五五”期间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机遇，大力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和绿电直供体系，为高碳园区提供稳定的清洁能源。同时，加强技术创新，重点突破绿电转化为高品位热能等高耗能环节的技术瓶颈，实现从能源消费侧到供给侧的深度脱碳，巩固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

第三，培育本土碳中和高端服务业，是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掌握规则主导权的重要战略举措。当前，我国面临绿电产能全球领先与国际核算互认体系缺失之间的矛盾，绿色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贸易数据优势。因此，应积极培养熟悉国际碳定价机制与气候法律的专业人才，打造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本土碳服务机构。通过支持具备产业深度的服务商整合“核算、减排、金融”全链条，形成闭环服务体系，不仅能够减少对外资咨询机构的依赖、降低企业合规成本，还可拓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增长与就业空间。此外，依托专业力量推动我国碳核算方法、核查资质及绿电凭证与欧盟机制对接，参与国际互认标准体系建设，打破数据互信壁垒，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最后，应发挥我国数字化转型优势，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构建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碳足迹可追溯、可监测、可信任，尤其加强对绿电使用和生产全过程碳足迹的精准计量与可信记录，从而以高质量的“绿色实测值”替代具有惩罚性的“CBAM默认值”，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在碳规制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