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尔木兹封锁看我国能源安全与转型路径

历史镜鉴与战略布局：中国能源安全的迭代升级

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为反击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实施的石油禁运、减产与提价措施，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石油危机。这场危机以残酷的现实深刻警示世界：能源危机从来不是单纯的油价上涨，而是会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快速传导，引发通货膨胀、工业停摆、财政赤字扩大与地缘战略被动的综合性危机。此次石油禁运直接推动各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机制，更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能源安全不能寄望于“市场自动调节”的理想状态，必须依靠充足的战略储备、多元的替代路径、冗余的供应能力与完善的制度保障，才能抵御外部风险冲击。

这一历史教训在今日重新凸显其尖锐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体系的关键咽喉持续处于管控状态，而该通道承载着全球约25%的海上石油贸易与20%的液化天然气（LNG）供应，是中东油气出口的核心枢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迅速冲击全球油气价格走势，导致化工原料供应紧张，波及亚洲制造业链条，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持续性负面影响，也再次为我国能源安全敲响警钟。

1973年的石油禁运让世界首次系统认清能源安全的战略价值，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则将这种认知升华为国家治理与发展方式的深刻重塑，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的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战略体系。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源发展向高质量转型；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巩固能源安全基础；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将能源安全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层面。

2020年，我国作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标志着我国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不再是两条并行的发展路径，而是被纳入同一套国家战略框架统筹推进、协同发力。这一战略布局既立足我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现实，为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也彰显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与担当。

截至“十四五”末期，我国已建成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及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有力保障了1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用能需求。其中，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23.4亿千瓦，装机占比提升至60%左右，风电、光伏合计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新型储能装机也突破1亿千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我国不仅实现了能源解决方案的自给自足，更成为全球新能源装备的主要供给者——2025年，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2026年一季度，发电设备、输变电器材、储能设备等电力相关产品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且于2024年提前六年实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装机目标，成功从全球能源市场的被动买家，转变为新型能源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转型短板与连锁影响：“分子安全”关乎工农业根基

能源转型不能简单等同于“多发绿电、少烧石油”，石化产品在现代工业与农业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不容忽视。国际能源署（IEA）2026年3月专题报告指出，工业部门约占全球石油需求的20%，其中约三分之二的石油用于化工行业原料，而非燃料消耗，这意味着石化产品仍是现代工业体系的核心支撑。氦气作为一种常被忽视却日益关键的战略资源，是半导体制造、核磁共振设备、航天航空及低温超导科研装置等高端制造与高技术体系的基础性要素，其唯一工业化来源是从天然气（主要是LNG）中提取，且在短时间内没有可行的替代路径。全球氦气产量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其中卡塔尔2025年贡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氦气供应，而卡塔尔的氦气出口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路中断，整个东亚地区的高端制造业都面临严重的氦气供应紧张困局，直接影响半导体、航天等战略产业的正常运转。除氦气外，石脑油、液化石油气（LPG）、乙烷、芳烃等基础化工原料，更是支撑塑料、合成纤维、橡胶、溶剂、医药中间体、电子化学品等整个现代工业体系运转的核心，其供应稳定性直接决定工业安全的底线，一旦短缺，将导致制造业产业链条断裂，影响国民经济稳定运行。

石化产品的稳定供应，不仅关乎工业安全，更深刻影响农业安全，直接关联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6年3月明确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已不仅是能源冲击，更是“影响全球农食体系的系统性冲击”；该组织4月进一步指出，受海峡封锁影响，每月约130万吨化肥无法通过该通道运输，且缺乏可行的陆路替代方案，全球化肥供应紧张局面持续加剧。对于现代农业而言，粮食单产与供应稳定性的核心，往往不是农业机械的燃油供应，而是氮肥、磷肥、钾肥、硫基产品及农药中间体能否经济、可持续地稳定供应。这些农业生产必需的产品，其生产过程高度依赖石化原料与相关副产物，比如合成氨、尿素等氮肥的生产离不开天然气或煤炭作为原料，磷肥生产则依赖硫磺这一石化副产物。一旦石化原料供应短缺，将直接导致化肥、农药产量下降，进而影响农作物生长，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这意味着，未来的能源安全不仅是原油、天然气、煤炭与电力的稳定供应，更要守住“分子供给”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是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核心任务，也是保障工农业根基稳定的关键。

应对举措与韧性构建：多元保障与长远转型并行

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带来的外部能源冲击，我国经过多年前瞻性布局，已构建起“多元进口+国内兜底+替代培育”的综合保障体系，有效提升了能源供应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为应对地缘能源危机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油气进口端，我国始终坚持多元化布局，逐步打破对单一通道、单一来源的依赖，形成海运与管道并举的立体进口格局。通过推进中俄东线、中亚—中国等重点油气管道建设，完善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大幅拓宽了陆路能源进口渠道，降低了海上通道受阻的风险；同时积极拓展原油进口来源国，逐步提升从俄罗斯、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进口比重，减少对中东油气的单一依赖。在本轮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我国通过扩大非中东地区油气进口、提升国内原油产量等举措，有效填补了中东进口缺口，保障了国内油气供应稳定。此外，我国凭借完善的LNG接收站设施和充足的长协资源，实现了LNG的区域转售与调节，成功从单纯的能源进口终端，转变为兼具区域能源调节能力的能源枢纽，既保障了自身供应，也为周边国家缓解能源紧张局面提供了支持。

在“分子安全”这一核心短板领域，现代煤化工成为我国区别于多数能源进口国的重要战略缓冲，更是保障工业核心原料供应的关键支撑。我国立足煤炭资源优势，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摒弃单纯扩大替代燃料产量的思路，重点聚焦石脑油、化工原料等不可替代的核心需求，使其成为保障工业“关键分子”供给的重要基础，有效对冲了石化原料进口受阻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着眼长远转型，积极推进“绿氢—绿氨—绿色化工”的新型替代路径，大力布局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推动绿色氢氨从示范探索向规模化发展转变。通过将波动性的风光电能转化为更易储运、可直接接入工业体系的氢、氨、醇等稳定“分子载体”，逐步减少对进口天然气和石化原料的单一依赖，实现了工业原料供给的绿色化与自主化提升，为长远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奠定了基础。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所凸显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问题，我国近年来坚持陆海统筹、通道多元、远近结合的总体思路，持续提升能源运输体系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与霍尔木兹风险相呼应，“马六甲困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能源进口和国际物流运输中的重要外部约束。围绕这一问题，我国一方面充分发挥中缅油气管道等陆上通道的战略分流作用，保障其稳定运行，增强西南方向能源运输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绿色智能船舶和远洋运输装备升级，提升中东—远东等重点航线的运输效率与安全水平。同时，我国也在积极研究和拓展北极航道等替代性国际运输路径，推动形成海运主通道、陆上管道和多元航线相互支撑的通道体系。总体来看，我国应对外部海运风险的方向，不是依赖单一通道替代单一通道，而是通过通道多元化、陆海联动、管道冗余、船队升级以及港口、保险等配套能力协同提升，逐步增强能源运输的安全性、可控性和体系韧性。

中国式能源转型的关键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能源危机，再次提醒我们，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能源安全的核心不仅是“买得到油、发得出电”，更在于能否在动荡的全球格局中，保持能源、工业、农业、航运与金融体系的整体韧性。能源转型不是简单地将传统能源“淘汰出局”，而是要推动国家能源安全从单一的资源安全，升级为电力安全、分子安全、通道安全与装备安全兼具的复合体系安全，实现安全与绿色、发展与环保的协同推进。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能源转型与安全保障应沿着四大核心方向协同发力：

一是持续坚持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新型电力系统，因地制宜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充分评估并提升系统在极端场景下的韧性与稳定性，筑牢电力安全底线；二是优化化石资源利用结构，将有限的化石能源更多投向不可替代的化工原料领域，推动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再生碳利用、二氧化碳制甲醇、生物基材料与塑料循环利用协同发展，提升化工原料供给的自主性与稳定性；三是将合成氨、甲醇、氢能及氦气等关键工业气体纳入国家级供应链安全体系，建立更完善的战略储备与国产替代机制，筑牢工业与农业的原料安全底线；四是推动能源装备出口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电源—电网—储能—化工耦合”的系统解决方案出口转型，提升我国在全球新型能源秩序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